镜头内外，团播将以增长为目的的手段做到了极致。它是直播行业发展至今的究极体，拥有一条高度标准化的生产流水线。主播是这条流水线上的耗材。她们不仅位于权力的底层，经受精力和情绪的双重消耗，还时常面临看不见的危险。
从大约2023年起，一名有短视频消费习惯的用户，可能会越发频繁地刷到这样一类内容：
这是一种集体表演模式。通常，四到八名主播站在一起，组成一个“团”。她们轮流来到舞台中心位置，跳舞表演、展示才艺或互动PK。画面中，主播妆容精致，随节拍摆动；背景音里，主持人撕扯嗓子欢迎观众，引导他们送出虚拟礼物。时不时有礼物和特效飘过，主持人的感谢声和主播们的热烈回应，将氛围推高。
多数直播间遵循同一套模板，舞蹈也大多很简单，由基本的手部动作和身体摇摆组成。划过不同直播间，会常看到同一套舞蹈反复出现。
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和抖音联合发布的报告，截至九月底，团播在2025年日均开播房间数达约8000个。抖音是最大的团播平台之一，快手、微信视频号、小红书也可见此类内容。
2025年9月，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和抖音联合发布《2025中国网络表演行业团体直播业务现状与发展状况分析报告》。（图_中国新闻网）
这样的高强度互动和集体表演，收获了引人注目的巨大收益。M进入团播行业两年多，曾作为幕后技术人员，为四家公司工作。他透露，其中一个企业的头部主播，最高单月税前收入达170万，代表她创造了800多万的平台流水。其所在公司的月流水达近亿元。上述行业报告预估，团播全年市场规模将突破150亿元。
财富神话吸引背后的产业日益壮大。上述报告数据显示，2025年全国开展团播业务的公会数量超3500家──签约主播的传媒公司被称为公会，它们管理主播和账号，提供内容。加上其配备的主持人、运营、运镜师、灯光师等，受访从业者预估，团播行业规模达百万人。
主播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角色。她们工作时长长──每天直播6小时，一个月至少直播26天；人数多──相比于单人坐镇的娱乐直播，团播所需人数翻了几番。
针对主播的招聘信息中，列举着一些吸引人的条件：“无责保底”；“提成20%-28%”；“一对一免费培训”；“可接受小白”。
在招聘APP上，许多团播主播的岗位招聘描述中都提及“月入数万”“经验不限”等关键词。（图_网络）
官方语境里，这种新模式也受到正面描摹。新华社 2025年9月的一篇报道中，描述团播“为年轻人提供了广阔的就业与成长空间”。M曾在的一家公会，负责人还被政府领导约见，以期解决更多人的就业问题。
但这份工作是否如承诺一样美好，持续重复的情绪劳动对从业者意味着什么？镜头内外，团播将以增长为目的的手段做到了极致。它是直播行业发展至今的究极体，高度标准化、流程化。主播在这条流水线上，不仅位于权力的底层，还时常面临看不见的危险。
2025年六月的一个雨天，长沙某头部公会门外，来面试主播的人排了1.5公里的长队。打着伞的队伍穿过园区，排到了大街上。这些求职者迫不及待地想进入一个陌生的、新鲜的世界，这里灯光音乐昼夜不息，每天都有人离开，也不断有新的面孔进入，填上这个空隙。
作为一名年轻女性，无须太多工作经历，注册招聘软件后，天天都会收到十几条团播主播招聘的私信。有的公司甚至不要求提供照片，就可以去面试。
多数公司不要求主播有直播经验，面试也通过率极高——不够漂亮没关系，直播间里都是浓妆加上高糊的美颜滤镜；不会跳舞也没关系，上播前有舞蹈培训，培训期间还发钱。
21岁的贺曼回忆，面试时，老板对她没有一点要求，“像是求着我来”。老板带她看了公司的十几个直播间，有一半都在直播，让她觉得挺正规；18岁的黄程程面试时，老板一个劲儿地夸她漂亮，说“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”，她觉得对方随和、亲切。
几乎零门槛的背后，是一套低成本快速产出的运作模型。没有一点基础的新人，在5到15天的舞蹈培训后，就可以上镜试播。贺曼印象中，培训很敷衍，老师只花几分钟教手部动作，剩下的时间都靠自己练习。练舞的地方狭小，二三十平的空间挤着十几二十人，她连镜子里的自己都看不见。音乐又急又吵，每个人各练各的。
学会一种舞就能上播。贺曼没有舞蹈基础，也只练了三四天，就被要求上播。对此她觉得很正常，“人家也急着用你赚钱，不可能培训得很久。”
但淘汰率也非常高。试播时，就会有人因上镜效果不好被淘汰，紧接着，还可能因为业绩不达标被辞退。M所在公会，一个团要达到30万月流水才能不亏本，意味着平均每个主播要贡献5万元。而贺曼每天流水多的时候也只有两三百。差的时候，站了几个小时，打赏只有几块钱。
很多新主播都面临这样的现状。公司海量地进行招募，但并不投入资源进行培养，只不断地用新面孔试探流量反馈。残酷的竞争下，达不到业绩、不迎合公司要求的主播被轻易抛弃。
团播通过舞蹈互动获取虚拟礼物，转换为账号收入。针对男性用户的直播间，为刺激礼物打赏，很多都会采用有性暗示意味的擦边内容为卖点。
在团播间，女主播们正穿着黑色裙装随着音乐摆动身姿。为了凸显主播身材，直播间用上了夸张的美颜和腿部拉长特效。（图_网络）
贺曼被要求学习的多是“抖舞”，主要动作包含胸部、臀部和胯的摇摆和扭动，她认为，“音乐听起来就很擦边”。她被主持人要求买胸垫和假，穿“比较暴露的衣服”。运营给她发了一份话术，标题叫《高情商撒娇神豪受不了》，让她学习怎么样取悦打赏较多的“神豪”用户。她还被要求关注打赏用户账号，有想加她微信的，也不能拒绝。
工作没几天，贺曼就发现，自己厌恶这份工作。她每天直播都提不起劲，不笑，当场被主持人质问，“我是欠你钱了吗”，“脸上跟死了没什么区别”。别的主播穿低胸装和短裙，她只穿T恤和长裙。除了她，团队所有人都抽烟。因为观众看不见，直播时，主持人甚至边说话边抽烟。
上播第八天，她从晚上7点播到凌晨3点，只收到两块钱的礼物。主持人说她舞蹈不行，让她留下来练，她选择回家。出门时正下着大雨，她等待出租车时感觉很累，觉得“不想干了”。
第二天，她收到被公司辞退的消息。又过了一个多月，她拿到了800块钱工资。按应聘时对方保证的每月 8000元保底薪资，她理应拿到近2500 元，但实际薪酬不仅远低于承诺，还是她打了劳动仲裁部门的电话才要回来的。
跟贺曼同批的新人有60多人，练舞阶段，每天还有十几个新面孔加入。21岁大专毕业的她，几乎是其中学历最高、年纪最大的，“大家都比我小好多，80%都是未成年。”
M表示，一个团如果播了40天业绩仍未见起色，就会被打散重组，再不行就会被解约。他入职一个月，就目睹十几位主播被辞退。“很多人（离开时）还说，我想再努力一下，再给我个机会。没机会，后边有大量的人排队想进来。”
团播与过往单人直播的最大差异在于，它拥有一个游戏化的互动界面，给观众提供了高度的掌控感。在这个精密的运营模型中，主播就像游戏中的NPC（非玩家角色），台词、走动、互动方式，都是完全计划好的，可替代性极强。
一天的直播通常分三场。第一场是纯跳舞，主播全部站在画面中，每人头顶有一个虚拟礼物图标，直播间被送了哪个礼物，对应主播就会站到中心的“C位”跳舞；第二场是PK赛，主播们通过跳舞两两比拼，如同对战游戏，头顶会有血条，显示得到的礼物数；第三场是争MVP（最有价值选手），最后胜出的主播会获得一些特权——比如，坐上一把几百块钱的欧式靠背椅，戴上翅膀或王冠道具，有单独表演才艺的机会。
主播PK是账号收益的关键环节，因为粉丝需要花钱才能投票。“公会赛”是每月的重头戏，一般在月底或者节日。赛前几天，主播会通知粉丝提前在平台充值，避免投票时因银行卡限额无法打赏。
M曾经历过一次公会赛的盛况——100多名主播在直播间门口排队，逐个进入“打PK”环节，像选秀一样淘汰或优胜，从64强、32强，直到决出冠军，全程持续十几个小时，累计流水超400万。
直播发展多年后，公会摸索出这种竞争机制的巨大优势。PK中，输的人和赢的人都在为公会制造收益。
郭戈在直播行业工作了十余年，曾在两家上市公司负责直播产品的开发。他表示，团播是所有娱乐直播中营收效率最高的。因为单个画面中能展示风格不同的主播，更大概率至少有一人符合用户审美。“极昼工作室”报道《少年倒在团播直播间》中，一位公会运营提到，团播用户留存的观看时长是个播的3到4倍。
公会还会给主播设计不同人设，有“性感风”“可爱风”“冷淡风”等。主播面前有一块提词器，运营在上面实时打上对粉丝说的话，因此主播并不是特别需要随机应变。
剧本化的演出每天在不同团播间重复上演。整一个流程经过精细的设计，最大化抓住观众的注意力，刺激充值。
通常刚开始PK会很容易，花几块或十几块钱，观众就可以让喜欢的主播赢。随后会出现公司扮演的“刺客”——在PK最后几秒，帮另一主播逆转局势。这时，被淘汰的主播有机会“复活”，屏幕上显示所需票数。已投票的粉丝名被主播逐一念到，伴随“家人们组组队”“我真的想再进一步”“xx宝救救我”等线秒，主持人会用近乎吼叫的方式拉票。背景音乐声渐强，主播做出“拜托”“比心”的手势，将紧张气氛推高。
团播间内常见的“血条”PK模式，持续获得观众送礼更多的一方将压倒另一方获胜。（图_网络）
有时，公司还会去了解头部粉丝的生日，在当天策划“惊喜”：准备蛋糕，塑料板上写上名字，让塑料“礼花”从空中洒落。这时，主播需要在镜头前上演哭戏，念提词器上写好的台词，感谢粉丝的陪伴。几百块的布置成本，往往能换回上万元的打赏。
另有一篇文章《暗访团播招工：零舞蹈基础、高违约金、未成年也招》也提到：与个人直播不同，团播具有人群效应，不出众的个人放在人群中，短处与缺点会被很大程度遮蔽，显得自身能力不那么重要。与观众产生即时对话的往往是主持人，而非主播，个人的个性也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被削平了。
被淘汰或出走的团播主播，即便去自立门户，做个播，也很难做起来，除非自身能力十分突出。接受“新声Pro”采访时，一位在TikTok做团播的老板查理表示，“团播其实不需要太多的直播能力，公司都帮你们把架构给做好了。我们现在就是在做团的品牌。”
主播在这一体系中缺乏话语权，对于公会来说也更加容易掌控。查理直言，“我为何需要坚持做团播这件事情呢？因为团播是我能控制的，今天这个女生不播没关系，我再找下个女生，人走了我就替换新的人进去。”
对于留下来的人，除了跳舞PK，更多的工作任务和压力发生在镜头之外。M形容，团播行业是：三分看画面，七分看维护。
黄程程做了一个半月团播，她也发现了这一点，“干这一行，跳舞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你会提供情绪价值。”
工作日的一天，她下午2点起床，第一件事就是回复每一条粉丝消息，哪怕对方只打赏过几毛钱。对每天都刷礼物的粉丝，她还要跟对方聊聊家常，问对方是哪里人，做什么工作，今天吃饭了没。
接下来，化个底妆，穿上网购的几十块钱的衣服，她就会出发，4点前赶到公司练舞。晚上6点开播，她被化上直播专用的浓妆，开始跳舞、打PK。她面前有一块竖屏，大约几十寸，同步显示直播间画面，她要一直做出回应——看到有人给自己刷礼物，她就会跳舞、比心；如果有人帮助她PK胜利，她会拿起话筒，念出对方的昵称，单独表示感谢。
黄程程一般凌晨1点下播。之后公司会开半个小时的复盘会，统计流水，叮嘱主播维护粉丝。回家路上她买点吃的，到家凌晨2点多，卸完妆，还要“写作业”、和粉丝聊天，再花两个多小时，直到凌晨 5、6点才能睡觉。
给粉丝发私信被称为“写作业”，是主播的主要工作内容之一。运营会检查“写作业”的情况，不写会被批评或者扣工资。
黄程程不仅要回消息，还要主动给其他直播间的“大哥”发私信，请对方来自己的直播间，每天要发30条；另一位主播婉君则被公会要求，每天有10条“有效回复”，就是对方必须要回消息。她平均发十条消息才会有一条回复，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每天她要给 100 个人发私信。
“大哥”即打赏金额高的用户，公会通过昵称前的等级对其进行识别。当婉君在其他直播间看到20级以上的用户，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该观众在抖音直播间累计打赏至少 380元，她就会给对方发私信。
这样的生活，主播们一个月要重复26天。休息时间不确定，由老板或运营安排，连播26天也有一定的可能。上下播时间也不由主播控制，如果直播间人气高，时间会被无限拉长，直到观众停止刷票；如果人气不足，直播会提前结束，但主播们会被要求继续练舞，或者开个播维护粉丝。
这样的要求下，无论上班或休息，主播的精力都被直播牵扯着。一位运营表示，她所见到的主播“没有一个不困的”。每天几场直播的间隙，主播们会自带瑜伽垫，铺在直播间里补觉，或者躺在公区的沙发上打盹。灯光亮起，还要继续跳舞。
业绩压力之上，公司还会对主播进行精神施压。王洁是一所985院校建筑相关专业的硕士毕业生，由于行情不好，今年中旬，她在一家拥有30多个团的公会做过一个月运营助理。
起初，她看到主管在评论区和粉丝一起“开黄腔”，主播们用撒娇语气“求票”，她认为这是“在线乞讨”，对此很排斥。但逐渐地，她也开始说服自己，“国家允许平台干这个，允许有主播的存在，就必须要有后台的工作人员。国家都允许，我为什么不能允许自己做呢？”
主管每天跟主播强调：“你们成功的三个要素是什么？第一是不要脸，第二还是不要脸，第三接着不要脸。”并让主播重复一遍。后来，她也学会像主管一样，告诉主播，“我们要干的事就是圈钱，他不给你，也会给其他人，为什么不是给你呢？”
M解释，在这里，“不要脸”的意思是：第一是不能有尊严感，哪怕粉丝说了侮辱性的话，主播也要笑眯眯地面对；第二是不要有感恩的心，粉丝是自愿刷钱的，别觉得亏欠。
面对学历低、外貌普通的主播，公会如此打压，“你没什么学历，长得也不行，家庭条件也不好，除了主播还能干什么？”面对学历高的人，话就反过来，“还大学生，连直播这么简单的工作都做不好。”
M总结，“总而言之，第一步就是把自信心先击垮。把一个人说的一文不值，仿佛离开了我这儿，你就什么都不是一样。”公司会和他强调，“不要夸他们（主播）帅或者美，而要让他们都觉得自己很丑，很不出众。”还要求其他员工不能跟主播多说话，“怕主播业绩起来了，带上技术人员一起跑路。”
M认为，团播是一个多方受益的模式。主播和公会挣到了钱，粉丝获得情绪价值，还解决了上百万人的就业。不过，在这场游戏中，主播是最前方的“钩子”，也面临最直接的危险。很多时候，公会不仅对此不提供保护，还会助推主播进入危险的情境。
婉君所在的公会设置了一个规则叫“接下班”，主播们必须拉到“下班票”，才能下播。一般是一个“飞机”礼物，价值300元。时间越早，下班票价格越贵。如果一开播就想接主播下班，粉丝需要花一万块，直播中段则要花3000块。
但所谓的“下班”并不是真的工作结束。一次，一名“大哥”刷了750块，接婉君和另两名主播“下班”。随后运营叫三人去吃饭，她们以为是聚餐。到饭店才发现，刷礼物的用户也坐在那里，三人需陪他吃饭。结束后，运营还要求她们继续陪喝酒，婉君拒绝了。另一名女主播没推脱掉，在酒吧遭遇了对方的肢体骚扰。
另一事件中，一名粉丝在直播时给婉君的朋友小莫私信，“我刷个飞艇（价值2000元）接你，我们一会儿去开房”。小莫不知怎么回复，拿给运营看，运营直接回了“好”。
婉君的公会在西南某三线城市，直播间依赖本地流量，这为主播带来了额外的压力。因为本地的“大哥”互相认识，主播不应约，会很快在本地用户中流传开来，导致愿意花钱的用户流失，业绩下降。出于这种压力，小莫最后去了酒店，垫了卫生巾，借口说自己在生理期。对方说，“下次你大姨妈走了，我还接你。”
团里最有权力的人是运营，也就是要求婉君和其他主播去陪喝酒的女性。她虽然不直播，但也有自己的账号和“大哥”，主播们要叫她“姐夫”。一次，运营叫她们陪“姐夫”喝酒，婉君没去，第二天开会就被批评了，“说我们不会做人”。
常会有用户想和主播见面。M透露，大公会管理更严格，通常不会让主播答应。但面对不合理的要求，主播也往往不会直接拒绝，而是委婉回复：我非常想见你，但怕本人会吓到你，我更愿意成为你灵魂上的伴侣。
这让整个团播的性质变得更加灰色和模糊。由于行业不明确制止或惩戒这类行为，从业多年的职业主播只能在实践中学会自保，知道“该说什么”，既保护自己，也让粉丝不会停止打赏。
婉君对这种“潜规则”很无奈。微信上，她被骚扰是常态——有粉丝每天都给她打视频；有人给她发私信求婚。她从不陪团里的“大哥”们喝酒。但能如此，是因为她只打算做两个月，然后继续读书。也因此，她的业绩始终上不去，只能拿到保底工资4000元。她的朋友小莫，高一就辍学进入直播行业，每个月收入约一两万，但线上跳舞拉票，线下陪“大哥”吃饭喝酒，已成为一种日常。
干团播两个月后，婉君想离职，运营不允许，让她播完月底的公会赛，不然不发工资。公会赛当天，公司 30多个主播早上8点多到公司，下午3点开始打PK，一直到第二天凌晨4点。前六名可以离开，剩下的要拿到“下班票”，或继续PK直到五连胜。婉君直到凌晨5点多才下班。有的主播因忍受不了10多个小时的直播，选择中途离开，而后被罚款或遭到开除。
九月初，离开了直播行业的婉君入学了大专院校，专业是音乐教育。她仍感觉自己很适合做主播——擅长表演、和人打交道。但她不能接受陪酒，也不愿意和“大哥”搞暧昧。
如今，她想继续参加舞蹈比赛、拿奖、升学，业余时间通过上舞蹈课和做模特，希望多赚点生活费。
团播公司往往会开出诱人的条件，吸引年轻人应聘。招聘启事里，正式主播的保底工资最高能开到2万元，普遍在7000元以上，提成为个人流水的20到28%。老板们还常承诺，播得好，月入数万甚至是数十万都有可能。
这与市场上其他的工作机会形成了鲜明对比。贺曼今年从一所大专院校毕业，做主播前曾做过餐厅服务员和房产销售。服务员每天要站10个小时，一个月挣4000块钱；销售没有底薪，做了两个月，她一套房没租出去，只拿到1000块钱新人补贴。
19岁的婉君今年中专毕业，读的是民族音乐与舞蹈，她喜欢跳舞，拿过市职校舞蹈表演比赛一等奖，可学校安排的实习却是去电子厂。她需要每天坐10个小时，把数据线整齐地排列在盒子里，工资每小时17块钱。
黄程程则刚高考结束，想找份暑假工，做服务员只能拿到一两千，直播公司告诉她，做主播保底有4000 块，而且每天只要跳跳舞，她觉得很适合自己。
但正式上播后，一些公会的“真面目”开始显露。黄程程直播后，管老板要培训期工资，对方在面试时承诺每天100元。老板不认账，她拿出微信聊天记录，对方才不情愿地转账。她后来得知，团里其他员工甚至不知道有培训费。老板此前还答应报销晚饭钱，上播后再去问，对方却说“我没有说，你把录音打开给我听听”。她很气愤，但无可奈何，作为暑假工，她没有和公司签合作协议。
几乎所有公会和主播签的都不是劳动合同，而是经纪合约或者合作协议。在发生纠纷或仲裁时，主播的权益往往会受损。
被解雇后，贺曼加入了一个离职主播群。这些女孩被开除后没有地方住，都回了农村老家。有的人播了一个月，一分钱都没有拿到。
很多公司还会在协议里写上高额违约金。王梦在成都的一家公会播了两个半月，离职时没获得老板同意，被公司起诉，微信、支付宝、银行卡的余额都被法院冻结。她表示，自己做直播赚了4万元，协议里的违约金却高达50万。她在社会化媒体发帖时，下面也有主播留言，称之前干了三个月团播，离职两年后被公司仲裁，被判赔偿公司10万元。
湖南华专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李炎从2018年开始代理直播相关的诉讼案件。他在接受《三联生活周刊》采访时表示，很多直播公司靠起诉主播获得赔偿来挣钱，他们在签约主播时广撒网，赌对方没办法完成协议内容，等主播违约就起诉。有些直播公司，每年起诉主播上千起。而一旦被起诉，主播败诉的概率达到 90%。
郭戈则认为，团播太火，很多人入局，结果没赚到钱。为减少投入的损失，就会通过起诉主播、收取违约金的方式，“最后收割一下”。
2025年7月31日，抖音升级了团播管理规范，宣布将严格治理欺诈诱导、侵犯主播合法权益等问题。新规围绕不合理直播时长、高额违约金、保底收入不兑现等问题，设置了处置方式。
然而，对于平台治理，主播们一致认为，平台和公会是利益共同体。平台的措施并不影响公会用其他方式，进行擦边舞蹈、“接下班”等“暧昧经济”，以及对主播进行压榨。同时，抖音对于团播内容的严格，也使很多小型公会转而选择其他管理较松的平台直播。
每天，长沙的一幢大楼里，都有100多个团在直播。这幢楼里有40多个直播间，每天分三个班次直播，昼夜不停。
直播间搭建起来很快，用墙隔出一个几十平米的空间，架几盏灯，配一些设备，招几个人，一个礼拜就可以成一个团；团的寿命也很短，用户维护不下去，或是同样的舞蹈看腻了，流量下降，就会被拆开。于是，老团不断地被打散，主播重组，又是一个全新的面貌。
一切都在高速轮转。王洁所在的公司换了新场地，一边搬家一边装修。一间屋子装好，就马不停蹄开始直播，而公共区域和直播间都还在装修。刚装好的房间味道很大，弥漫着很重的橡胶味，四周的墙壁，包括地上都是黑的。她猜想是刷的油漆。整体空间只有一扇门，有人员进出才会打开，其余24小时都是关闭的，没有窗，空气并不流通。
根据郭戈的经验，主播的平均职业寿命是三年。具体到团播，他观察，哪怕是再成功的团，团的寿命最长也就是一年，“观众也会疲倦的”。
“90%（的主播）干三个月就流失了，剩下10%能继续再干个一年、两年、三年”，郭戈说。在他看来，主播的工作要比一份普通工作困难很多，“要是普通工作你能拿个六千八千，当主播不挣个翻倍我觉得（就不值得），性价比真是太低了。真的很累。”
主播要一直地调节自己的状态，为他人提供情绪价值。这种持续消耗的状况下，从业者的职业寿命很短，导致公司需要一直招人。
即便是这样，很多人仍在短期内受到了巨大的创伤。郭戈曾面试一个主播，对方曾做过半年团播，成绩出色，但现在只愿意干舞蹈老师，或者只拿底薪——只跳舞，不做维护。“她说，‘我宁愿不挣那个钱’，‘了半年，每个月挣也挣挺多，但是真的是身心受到了特别大的伤害。’”
另一名来自成都团播公会的主播小雪，也在社会化媒体上记录下自己的心路历程。在反复经历粉丝的获得和失去后，她自身的情绪被深刻地卷入其中，“我现在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商品……除非突然来一个大哥送我一个‘嘉年华’，我会很开心。我再也找不到所有的事情让我开心了。我的生活和精神已经被直播、票占据，我好像变成了一个直播间里赚钱的机器人...”
王洁认为，团播的高薪只是噱头，想要入行的人一定要认清现实。“很多主播就是天天睡不够，睡地上，坐的地方都没有，也没什么地位。运营说不要你了，你就被开了。而且工作环境有危险，接触的人不安全。”
之所以愿意与水瓶纪元交流，是因为她得知，自己团里的主播都来自同一所学校，是师姐和师妹的关系。这让她感到震惊和愤怒，她怀疑学校和公会之间有某种利益输送。
在M看来，团播有它的正向意义，解决了百万人的就业，让资金大量流动，只不过，“从这些主播的命运来说，是一种灾难。所有的道德层面的（顾虑），前提都是我得活下去。”
,米兰体育app是哪个国家的
